【專家解說】：　　4月20日，中國政府網發布了六項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國內自貿區的文件，一項是四大自貿區共用的負面清單、一項是自貿區內對外商投資的安全審查辦法，其余四項則是擴容后的上海以及新設立的福建、天津、廣東四大自貿區方案。

　　同日，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和四大自貿區所在的副省級官員出現在國新辦，就四大自貿區方案召開新聞發布會。

　　從四大自貿區的方案中可以看出，其相同點都在探索現代治理體系、以開放倒逼改革，營造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境。

　　但四者又有所不同。除了上海自貿區有“受命”之托，其他三地的自貿區更多為地方主動申請。從出臺的方案來看，經濟外向度較高的福建、廣東都有特定的區域合作對象：一個是臺灣，一個是港澳，而天津主要立足于京津冀協同發展。因為對臺的特殊性，福建方案的優惠政策最大，并且沒有特別強調“輻射帶動”效應，廣東自貿區則強調了“內外資都采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而最“大膽”。

　　負面清單有了實質性“瘦身”
　　此次四大自貿區試驗的最大亮點就是施行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為主要特征的投資管理體制以及金融開放。

　　這兩項試驗內容對中國政府來說，是極大的考驗。前者是政府對投資體制職能的轉變，后者是最核心也是最難的行業開放，是難啃的兩塊“硬骨頭”。

　　分管外商投資的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在介紹上海自貿區的先行先試經驗時，提到了這一年半來上海自貿區在投資管理模式的轉變嘗試以及將這種與先前截然不同的管理體制擴大到全國的風險考慮。

　　2013年9月29日掛牌的上海自貿區，在28.78平方公里、四個不連成片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內，開始了轉變投資管理體制的試驗。

　　王受文稱，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嘗試體現了依法治國理念先行，也正是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帶動了政府職能轉變。

　　王受文說，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企業到國內投資需要逐案審批。上海自貿區掛牌起，就對負面清單(2013版190條特別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資改成備案管理。這與改革開放早期制定并沿用至今的外資“三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企業法》)”相沖突。商務部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在自貿試驗區之內不再進行逐案審批，而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進行備案管理。王受文稱，這就是“依法先行”。

　　到中國來的外商投資分為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即便是鼓勵類的我們也要審批。”王受文說。上海自貿區的試驗內容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不再需要審批，改為備案。“這就是大家經常聽到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模式，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制度創新，對國家治理體系制度創新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據王受文介紹，現在在上海自貿區，90%的外商投資都適用備案管理程序，只有很少需要審批。

　　也因此，3000多家外資企業在一年半之內進駐上海自貿區。“這么多家企業進來以后，政府對他們怎么管理？”王受文說，“我們特別強調要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實施分類監管、綜合監管、動態監管，而且政府采用‘一站式’、‘單一窗口’等模式，大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

　　2015版的負面清單共122項特別管理措施，相較2013版的190項、2014版的139項，分別減少了68項和17項。

　　不過，2014版在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秘書長陳波看來沒有多大意義， 因為第一次瘦身更多是單純條文上的加減。

　　2014版本從明面來看，比最初的2013版負面清單削減了51項特別管理措施。但這51項里有“水分”，有24項是“合并同類項”，并沒有實質性取消。剩下的27項里，又有13項是中國企業自己都不能做的冗余項目，比如“黃”和“賭”。除去這些，2014版負面清單相較2013版實實在在減少的“干項”只有14項。

　　2015版比2014版減少的是實實在在的17條。所以，不論是幅度還是力度，最新版負面清單都更讓外資看到中國的誠意。

　　“其實最重要的是看負面清單特別管理措施所涵蓋的范圍。” 陳波說，2015版負面清單比2014版有了巨大進步，也比2014版更加簡單明了。

　　不過，這距離上海方面年初設想的將負面清單縮減到100條之內尚有差距。此前有報道稱，上海官員曾多次表態，2015版負面清單將爭取壓縮在100條內。

　　金融開放仍顯模糊
　　細查看2015版負面清單，四大自貿區共用的122項特別管理措施共劃分為15個門類、50個條目。

　　第八門類的金融業，顯得和其他14個門類不太一樣。負面清單一般是“禁止”或“限制”投資什么，但在金融業卻出現了允許以及如何投資的條款。

　　也就是說，最新版本的負面清單不是那么“負面”，也有“正面”。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秘書長陳波認為，由于金融類并未明確標出“禁止”和“限制”的條款，2015版負面清單其實是混合型的。

　　外商投資的監管機構主要是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2014版和2015版負面清單主要由這兩個部委制定。但金融開放不僅涉及準入問題，還關乎系統安全性。這需要“一行三會”來參與制定。

　　界面新聞記者了解到，在制定負面清單的內部討論會上，出現了兩種聲音，一是將專業度高的“一行三會”邀請進來一同參與，一是干脆負面清單就不包含金融業。

　　最終，由于負面清單是綜合性的，所以不得不包含金融業，又因為金融禁止和限制方面的舉棋不定，所以2015版負面清單其實是一個“混合型清單”。這反映了自貿區對于金融開放法律制定的不確定性。

　　“一行三會”由于種種原因最終未參與制定金融類的負面清單，這樣的“留白”從中國自身利益來說未必是壞事。

　　持這種觀點的建議者認為如果金融類負面清單太詳盡，未來談判的籌碼會大大減輕，所以自貿區的金融業不需要通過太明顯的負面清單來開放。

　　但金融開放的步伐并沒有因為在負面清單中的模糊性而減慢，正在按步推進。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委會主任、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沈曉明4月20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說，上海自貿區的金融創新改革中，頗引人關注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將分兩步走：第一步，建立自由貿易帳戶，“這是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基礎設施建設”；第二步才是資本項目可兌換。

　　“現在完成了第一步，正在走向第二步的路上。第二步我們已經形成了工作方案，現在正在報批的過程當中。”沈曉明說。

　　上海自貿區正在推進的資本項下可兌換其實可以追溯到2009年國務院19號文《關于促進上海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建設的若干意見》。該意見明確希望上海在2020年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沈曉明稱，上海自貿區的金融創新改革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今年2月12日，上海自貿區緊湊地推出關于自貿區賬戶的新開放措施。這些新措施被認為高于市場預期。

　　界面新聞記者還了解到，接下來，個人自貿區賬戶的開設、新的能源比如原油和天然氣現貨交易平臺將會在今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推出。

　　離岸業務稅收有可能優惠
　　若問改革開放初期的四大經濟特區和四大自貿區有何不一樣，多數官員會提到稅收優惠政策。

　　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在4月20日也稱，改革開放初期，為鼓勵企業到經濟特區去投資，經濟特區實施了優惠政策措施。但今天的自貿試驗區不再是一個政策“洼地”，自貿區沒有稅收優惠政策。

　　但廣東自貿區內的深圳前海、橫琴片區的稅收優惠政策還會保留。王受文解釋道，這兩個片區的稅收優惠政策不是因為自貿試驗區而賦予的，是原來就有的。也因此，廣東自貿區方案中，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珠海橫琴稅收優惠政策不適用于自貿試驗區內其他區域。

　　雖說自貿區改革是政策高地不是政策洼地，但界面新聞記者發現，在4月20日公布的四大自貿區方案中，對于稅收優惠并非一棍子打死。

　　以天津自貿區方案為例，在“保障機制”一欄下，明確寫到“在符合稅制改革方向和國際慣例，以及不導致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前提下，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

　　陳波認為，政策高地和稅收優惠并不一定完全矛盾。他說：“有些行業如果競爭對手是新加坡等發達經濟體，進行稅收優惠是必然的，否則無法跟人家競爭。”

　　據界面新聞記者了解，新加坡和巴拿馬科隆自貿區的稅收只有7%。如果中國自貿區離岸貿易所得稅依然為25%，那么將沒有任何優勢，相關的貿易附加值業務就無法轉移過來。

　　“從這個角度出發，只要是國內沒有的或者尚未有成熟體系的，可以按照國外競爭對手的稅收優惠體系來比照。這個跟制度高地之間沒有沖突。”陳波說。

　　界面新聞記者還了解到，四大自貿區重點試驗的融資租賃和遠洋航運的稅收優惠政策也將會被討論和研究。

　　福建最優惠廣東最大膽
　　對比四大自貿區方案，界面新聞記者還發現，福建自貿區給予臺資的優惠最多。在其方案提出的主要任務和措施中，專門提到“率先推進與臺灣地區投資貿易自由”。

　　以電信領域開放為例，允許臺灣服務提供者在自貿試驗區內試點設立合資或獨資企業，提供離岸呼叫中心業務及大陸境內多方通信業務、存儲轉發類業務、呼叫中心業務、國際互聯網+接入服務業務(為上網用戶提供國際互聯網接入服務)和信息服務業務(僅限應用商店).

　　僅這一項開放政策就很誘人了。

　　并且與其他三個自貿區方案不同的是，福建自貿區方案未有強調和凸顯“輻射帶動作用”的字眼。

　　陳波稱，因為臺灣不確定的離心力以及其對大陸不言而喻的政治軍事意義，福建自貿區給予其額外的優惠開放政策是自然的。

　　“這種優惠不太可能給其他國家或地區。”陳波說。

　　而界面新聞還注意到，廣東自貿區的方案最“大膽”，這與人們對廣東敢為天下先的改革印象相符。

　　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4月20日對界面新聞記者說，廣東自貿區將用一年的時間探索對內資和外資均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主要是針對外商投資，廣東率先探索對內資也“一視同仁”的想法確實值得關注。

　　這與其“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定位相關。陳波認為，2003年就簽署了的《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及其補充協議(CEPA)其實有80%沒有落實，需要在廣東自貿區內先行先試落地，這也是港澳的需求。

　　陳波說，四大自貿區改革形成相互競爭和補充的局面，可以促使自貿區內的改革更快更有效地在全國落實和推廣。

　　那么會不會有第三批自貿區出現？

　　對此，王受文在20日的發布會上說：“我們工作的核心任務就是要把自貿區試驗被證明是可以復制、可以推廣的制度創新經驗，向全國推廣，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并不在于建立更多的自貿試驗區。”

　　這樣看來，第三批自貿區至少要等到四大自貿區運行3年且評估之后才可能提上日程。